章氏在《论式》中，更加详细论述了“古人文辞”“以魏、晋为法”的理由，指出：“魏晋之文，大体皆埤于汉，独持论仿佛晚周。气体虽异，要其守己有度，代人有序，和理在中，孚尹旁达，可以为百世师矣。”在章氏看来，魏晋之文除了具有“守己有度，代人有序，和理在中，孚尹旁达”等长于说理的优点外，“彼其修辞安雅，则异于唐；持论精审，则异于汉；起止自在，无首尾呼应之式，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；而气息调利，意度冲远，又无迫笮蹇气之病。”由此，章太炎对魏晋之文由衷赞美，而唐宋之文与之相较表现出种种不足：“夫李翱、韩愈，局促儒言之间，未能自遂。权德、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。欧阳修、曾巩，好为大言，汗漫无以应敌，斯持论最短者也。若乃轼父子，则佞人之戋戋者。凡立论俗其本名家，不欲其本纵横。儒言不胜，而取给于气矜，游怒特，蹂稼践蔬，卒之数篇之中，自为错忤，古之人无有也，……廉而不节，近于强钳：肆而不制，近于流荡；清而不恨，近于草野：唐宋之过也。有其利无其病者，莫若魏晋。”对于清代之文，章太炎只赞赏“上法东汉，下亦旁皇晋、宋之间”的汪中、李兆洛之流，谓其“文质相扶，辞气异于通俗，”“可谓文质彬彬矣”。（《说林下》）而对清代其它文章大家都有批评，近世之文，“以甄名理，则僻违而无类；以议典宪，则支离而不驯。”“清儒之失，在牵于汉学名义，而忘魏晋干蛊之功……故其时有不学者，未有学焉而歧于今文者，以是校汉世之功，则魏晋有卓然矣”。（《汉学论下》）章太炎本于“文有古今，而学无汉晋”的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得出“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者，以牵于汉学之名，蔑魏晋使不得齿列”这一结论，虽有抬高魏晋文学之嫌，但认识到清代名理文之短，具有超出同侪的独特视角和学术眼光。
1914年章太炎为其《韵文集》作序时，从理论上提出并总结了自己为文的观点。“屈原、孙卿之赋，亦有谲谏遗风，下逮曹、阮、左、郭诸家”的文学作品“文美”而“归于实录”，此是章氏提倡的为文标准，也是其重治用、重事实的文学观之具体表述。需指出的是，章氏并不排斥“文美”的形式主义，他认为文之美也是必要的，这就看到了文学的审美性能；不过他又强调文美的目的在于“发其事”，这就要求文学切于实用。章氏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表现重大主题，是文学艺术应该反映的最高境界。因此不难理解章氏为何特重魏晋文学。文学史家大率尊崇的建安风骨，其作品反映大抵是汉末至魏的“政事”之“隆污”；两晋文人如阮籍、嵇康、左思、刘琨、郭璞等在诗中表现的，亦大抵不是对污浊现实的不平之鸣，便是欲在泥沼中奋起的抗争的呼号。其时大多数文人的创作，可能就是既有“情性”，又重“政事”，也就是符合章太炎为文的最高标准，章氏对推崇有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正因为章太炎以重治用、重事实的观点对两汉以来各种作品进行评价，他虽推崇魏、晋文章，但并不认为魏晋文章没有缺陷，他希望新的文学应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：“雅而不核，近于诵数，汉人之短也；廉而不节，近于强钳，肆而不制，近于流荡，清而不根，近于草野，唐宋之过也；有其利无其病者，莫若魏晋。然则依放典礼，辩其然非，非涉猎书记所能也。循实责虚，本隐之显，非徒窜句游心于有无同异之间也。”“效唐、宋之持论者，利其齿牙；效汉之持论者，多其记诵，斯已给矣。效魏晋之持论者，上不徒守文同上不可御人以口，必先预之以学。”（《论式》，《国故论衡》卷中）
除了对魏晋文学百倍推崇外，章太炎在《论试》、《案唐》中还深入挖掘了魏晋文风、学风的积极意义。章氏在《自述学术次第》中称：“余少已好文辞，本治小学，故慕退之造词之则，为文奥衍不驯。”后来与浙中文章大家谭献交往，方悟己文几近伪体。于是“欲以清和流美自化”，“读三国、两晋文辞，以为至美”，“魏晋之文，仪容穆若，气自卷舒”，而“宋世欧阳、王、苏诸家务为曼衍”。汪容甫，李申耆过于“局促”，只“能作常文”，不能议礼论政，又秦汉虽有高文典册，但“到至玄理则不能言”，因此一意慕效魏晋之风，“中岁所作，既异少年之体，而清远本之吴魏，风骨兼存周汉”，章太炎文风的变化固然与其思想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同时也说明章氏文章精神已经与魏晋文风紧密靠拢。
另外，章氏对晚清学风极为不满，在对学校各科教育发表看法时，他指出“今诸科之中，唯文科最为猖披”，而在文科“五弊”中，“尚文辞忽事实”首当其冲[5]。与章氏“学术素同”的刘师培就指出：“晚近以来风尚顿异，浮云聚沤，不可空搏，后生学子屏遣先哲，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，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，谓非蔑古之渐哉”。学风如此，文风自然随之推移，“故文学之衰以至近岁而极”，甚至称为“中国文学之厄”。[6]故而章氏更加看重魏晋学风的积极意义，对其他各代学风多持批评。魏末晋初之后，“老、庄、形名之学逮复作，故其言不牵章句，单篇持论亦优汉世。夫持论之难，出入风议，臧否人群，独持理议礼为剧……自唐以降，缀文者在彼不在此。观其流势，洋洋纚纚，即实不过数语。又其持论，不本名家，外方陷敌，内则亦以自偾。……宋又不及唐。”（《国故论衡·论式》）近世之文，更等而下之。章氏认为魏晋之学有先秦老、庄形名之长，而无汉世陷于章句之短；魏晋之文长于持论，而唐以后之文多风议少玄理。
章太炎不遗余力推崇魏晋文学时，尽可能澄清世人对魏晋学风的偏见和错误认识。历代文人认为魏晋学风浮华不实，章太炎明确指出，一种学风的形成，有一逐步形成漫长的过程。魏晋矫虚浮夸的情形，在汉时即已出现，“言魏、晋俗蔽者，始干宝《晋纪》，葛洪又胪言之。观葛洪《汉过》《刺骄》二篇，汉俗又无愈魏、晋。”其时“沐浴礼化，进退不越，政事堕于上，而民德厚于下，固不以玄言废也。……何也？知名理可以意得，世法人事不可以苟诬也。”（《五朝学》）所以对魏晋学风不仅不可以贬低，反而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。章氏认为世人对魏晋学风的错误看法导源于对玄学的错误认识，没有看到玄学“知与恬交相养，而和理出其性”的作用和对士大夫“隐不以求公车征聘，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”品行的熏染，尽管他们也有“矜流品”的短处，白璧微瑕不能作为低毁魏晋学风的口实。
总之，章太炎特别推崇魏晋文学。汉代之文“雅而不核，近于诵数”；“唐宋之文廉而不节，近于强钳，肆而不制，近于流荡，清而不根，近于草野”； 魏晋之文“其守己有度，代人有序，和理在中，孚尹旁达”， “有其利无其病”，“可以为百世师矣”。纵览古今学风以魏晋为高。章氏由推崇魏晋学术兼及魏晋文学的一切体裁，几乎一切作家，并及魏晋文风、学风的阐述和重治用、重事实的文学观有利于人们改变传统的看法，但由于他偏爱魏晋风格，因此在论述中片面夸大其长处，存在贬低其他各代文学成就以抬高魏晋成就之嫌。
参考文献:
[1]汤志均.章太炎年谱长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1997.306
[2]本文所引章氏作品均自.章太炎全集 [M.]上海:人民出版社.1984.
[3]刘梦溪编.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章太炎卷·章太炎先生小传[M]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.1996
[4]曹聚仁.曹聚仁杂文集·中国学术思想随笔.[M]北京.三联书店.1994
[5]章太炎.救学弊论[A].章太炎全集[M].上海人民出版社.1984.102
[6]刘梦溪编.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刘师培卷·近儒学术统系论[M].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.1996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